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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疫情邻里关系重建而被“刷屏”引用的项飙和“附近的消失”到底说的是什么

2022-04-19 10:48:57 来源：文汇APP

从小区微信群里上演的“我的团长我的团”，到公寓楼里被各类物品堆满的互助小推车，再到“00后”UP主将自己做楼长的经历拍成“VLOG”……很多人的一个亲身体会是，消失多年亲密的邻里关系，在疫情隔离期间重新建立起来了。年轻人对于那句小时候常常挂在父母长辈嘴边的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突然有了亲身的体会。

针对于此，人类学家项飙曾经的观察“附近的消失”被自媒体反复引用“刷屏”，借以阐释现代生活里的邻里互动。

那么，项飙的“附近的消失”到底指的是什么？

（一）

自媒体所引用的这一概念，引自项飙在节目《十三邀》的阐释。简单来说，即“对于自己周边世界，没有那种要浸淫进去，形成一个叙述的那种愿望或能力”。而这种“能力”的缺失，与另一种“超越”，形成了一组非常有意思的对照。他这样举例——

如果你问年轻学生，父母的工作是干什么？你居住的这个小区，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？这个小区在你的城市里面社会意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周边的菜市场是什么关系？然后你的学校是怎么一个过程？

他们描述不清楚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问题有点无聊、有点不重要。他们觉得更为重要的是“超越”这些，比如他们对要实现考好大学相关的世界排名、托福GRE怎么考这个系统很清楚。

这种“超越”不好吗？并不是。只是“超越”的意识原本应带来的，对于现实的“回观”不存在了。只有“超越”的结果是，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，变成了一个“要抛弃、要离开的东西”。

再换个角度看，是个体认知层次的断裂。即“家里头”与“全世界”两头之外，以附近为代表的的其他层次的退场。

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，项飙所观察到的“消灭附近”是带来效率与进步的——与其说是附近“蒸发”，不如理解为借由大数据和信息化承载而被“转化”掉了。

但这种效率与进步所带来的的生活转变，也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、认知逻辑。

比如，我们依靠社交软件去认识婚恋对象，与其说是信任大数据匹配和海量注册增加的机会，不如说是失去在“附近”构建爱的关系的能力或信心，甚至于是消灭对于这种可能性的想象。

（二）

项飙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种观察？

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项飙是谁。

项飙出生于1970年代的温州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18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。改革开放浪潮下，这座南方小城中的一批人，北上南下从商。身在北京求学的项飚，就关注到北京丰台区浙江商人的旅居社区“浙江村”。所谓村，并非自然村落或行政编制，而是聚居地。这些浙商在北京主要从事服装、五金电器、小商品、窗帘布艺等商品批发，因为比较强烈的同乡观念，聚居在一起。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下，中国“城乡二元结构”发生转变的生动缩影。

最初，项飙以同乡身份，将自己的观察，写成论文《北京有个“浙江村”》，参加1993年北京大学第3届“挑战杯”竞赛并获得北大一等奖，引发学界很大反响。此后，他持续深入，通过长达六年时间的参与式观察，最终完成了《跨越边界的社区——北京“浙江村”的生活史》一书。本科完成如此独特、深入洞察的他，很快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。在获得北大硕士学位同年，他受邀免考牛津大学博士。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全球“猎身”——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》正是这一期间的研究成果。其所关注的，已经从国家内部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变迁，延伸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劳动力流动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。

回溯其成长背景和研究脉络，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所谓“附近的消失”的观察从何而来。

他所生长的浙江城市温州，对于亲族同乡有着较为强烈的归属感。而这种归属，即便在市场化浪潮下，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，依旧有着生动的延续。而进入新千年，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在改变生活方式与社会运转方式的同时，也在改变他过去研究对象那样依赖“附近”“多层次”的人际关系与经济结构。而这或许也就使得人类学家身份的项飙，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和思考。

他所主张的“附近的消失”，在人际往来方面，既能够解释因为疫情居家后连接更加紧密的邻里关系，同时也指向更多现象与变化。比如，对于层次感缺乏感知，其所感受到的世界是扁平化的。这种扁平化既指向邻里在个人生活里的“隐身”，同样对于社会生活认知中“小世界”构建的不完整。

项飙曾在采访里提到，在工作场景，倾向于把人打成“原子化”，与同事间的额外交流非常少，这就打碎了一层人的重要关系，使得人在职场失去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。“他们哪怕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，也觉得生活不好”，在项飙看来，这正是因为他们很难在现实中切身了解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，“只看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，把生活过成了一个单线项目。”

在项飙看来，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“小世界”，会更从容。而“小世界”除了志同道合、互相扶持的朋友外，了解物理空间“附近”的人及构成，就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较客观，就会对自我有比较明确的界定，也就会比较从容。

而这种困在“原子化”与“世界化”的我的认知中的，其实不止年轻人。逐渐适应网络信息空间的部分中老年人，同样也在不知不觉中，“更愿意”接受并认可网络所传递的信息与观点。而这类信息通常又通过大数据筛选，强化他的既有认知，使之受困于“信息茧房”，更难去勾勒客观现实的全貌。

从传播学来看，“附近”所包含的人际传播，原本是意见观念、信息事实交流交换的缓冲空间，当这一层被抹去，撕裂与矛盾被更情绪化、更极端地呈现于互联网这一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，所带来的紧张焦虑都是每个个体所不能承受之重。

（三）

那么，重提“附近的人”与学者项飙，之于当下来说有什么价值？

项飙作为学者尤为可贵之处，就在于他自本科针对“浙江村”研究开始所秉持的——“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肌理的唯一可靠的办法”，一直被他坚守下来。

这种理念，使得他能够在20多年后，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，围绕议题，将习以为常的现象问题化，“再放回经验的抽屉”。吴琦将其总结为“把自己作为方法”，并以此来命名他与项飙的对谈录，试图凸显原本附着“自我”之上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关系。

而仔细追究，其实这是再朴实不过的、尤其是作为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的基本素养——不是带着问题去观察，而是带着真诚与热情投身其中。只有当个体沉浸其中，方能以一种对“现实”的谦卑姿态，给出带有温度与关怀的思考。

回看自己本科时写就的、引发海内外学界轰动的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，项飙不止一次表达过：“如果说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有什么特别的优点，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。这种熟悉，只有靠开放的、长时间的、不赶任务的‘浸泡’才能获得；没有这种熟悉，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。”

他曾说，人类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“让你失望”。所谓“失望”，并非现实残酷与打击，而是很多时候“觉得自己很有道理，而且能和很多大的理论连在一起，但你一要问现实的人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”的一种“落空感”。

而作为学者、研究者，“那个落空感很重要，它就会逼着你去想新的现实背后的道理。”

这一套观念，之于普通人也一样适用。在撕裂冲突的舆论场与真假难辨的信息场，或许我们可以先放下这种赋予外在意义的强烈冲动，重新回到自己的附近，去全身心地投入现实，在实践中体察感悟，其并不一定通向最终答案或者终极意义，但却有助于更清醒、理性地看待问题。